笼罩在广大人民群众头上的种种阴霾，干部群众的鱼水之情得到了加强，极大地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积极性……
然而，这一切大好的革命形势，却随着石达英的南归，逐渐地开始消散。
回到兰芳特别区之后的石达英公然置党中央和国防军事委员会的指示于脑后，首先煽动和蛊惑兰芳军事学院的学员，再指使特别区军区机关的一些投机分子予以配合。开始了对郑玉阳、范立川和杨辅清的“革命”。
在石达英的暗中指挥下，兰芳军事学院和特别区军区机关的学员、干部，对郑玉阳、范立川和杨辅清三人实施了车轮战法，一弄就是连续十几天的所谓帮教促大会。
为了证明眼下的这个特别区军区首脑机关是如何的反动，石达英还更是紧紧地抓住杨辅清的历史问题不放，其结果，导致对郑玉阳、范立川和杨辅清的批判和斗争愈发地升级。
在石达英与特别区政府个别领导的勾结下，一批批地方上的人也涌入军区机关，对郑玉阳、范立川和杨辅清开展所谓的帮助。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护郑玉阳、范立川和杨辅清三人。国防军事委员会以参加会议的名义，将三人调进了北京。
石达英终于坐上了兰芳特别区军区的第一把交椅，尽管还只是临时主持特别区军区的工作。
不过。石达英的好日子也就从此到了头，因为他自己也得接受“帮教促”。
由于对郑玉阳、范立川和杨辅清的激烈斗争，使得特别区军区领导机关乱成了一锅粥，各类乌七八糟的事情就难免随之而发生。
更重要的是，军区领导机关的混乱，必然要影响到下面的部队，部队与地方之间的矛盾，也是时有发生。
于是，真正的地方上人民群众起来了。
听到地方上的人强烈要求给自己开帮教促大会的消息。石达英的脊背上那是一阵一阵的冷汗直冒。
因为石达英很清楚这种帮教促大会会给他带来多大的麻烦，搞不好。还能把他直接丢进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