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辽饷的发放，从朝廷到前线，各级官员和军中将领，水过地皮湿，层层贪污克扣，到了下层的官兵，就从来没有得到过足额，穷得跟叫花子一样。
毕自严在出督辽饷时，就感触极深，在奏疏中写道：“即令东奴恋栈长伏穴中，不向西遗一矢，而我之天下已坐敝矣。”
说得通俗一点，就算建奴不发动攻势，养着那些官员将领，还有叫花子兵，大明帝国也早晚要被拖垮。
而朱由校正是看透了其中的关键，并不贸然取消辽饷，专对贪渎官员下狠手。
文官不是成为集团了嘛，不是把贪渎当成了司空见惯的事情，不是官官相护，就欺瞒朕一人嘛？
那朕就重用厂卫，该杀的杀，抄家流放也不含糊，先从军饷贪渎入手，从兵部到地方，打倒一片再说。
然后是更换兵部尚书，再提拔铁面黑脸毕自肃，从督察院到厂卫，双管齐下将打击贪渎从朝堂扩展到地方。
天启二年，朱由校认为是最艰难的，最让他郁闷的。能用的人太少，你打翻一个，接替者依然是一个德行。
但到了天启三年，朱由校就感觉轻松了许多。贪渎和结党的官员干翻了一大批，而新晋的官员越来越多的能为他所用，朝堂势力发生了根本性的扭转。
地方上的情况也大有好转，利用杨涟、孙传庭等官员大力实施清屯弃饷，借着徐鸿儒造反，狠辣处置了一批隐冒偷漏的士绅地主，震慑了人心，使风气大有改变。
好转和改变，依然不是皇帝的最终目的。对官场的洗涤，对官员的处置，如同波涛拍岸，并没有停息。
督察院奉圣意设立巡查机制，州府设立专员，这还只是在制度上的加强。依靠厂卫的暗中探悉，则更令官员们感到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年年都有官员落马，数量越来越集中到地方，特别是县官这一级。
原因很简单，县官算是大明最基层的政府组织，收赋征税全是经他们的手。而贪渎害民，也是他们最直接地接触到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