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直子辩解似的说。她把运动衫两个袖口拉到臂肘上边，旋即又褪回原来位置。电灯光把她细细的汗毛染成美丽的金黄色。“我没想说按理，本来想用别的说法来着。”
直子把臂肘拄在桌面，久久看着墙上的挂历，似乎想要从中找出合适的字眼，那当然是不可能的。她叹口气，闭上眼睛，摸了下发卡。
“没关系。”我说，“你要说的好象能明白。我也不知道怎么说才合适。”
“表达不好。”直子说，“这些日子总是这样。一想表达什么，想出的只是对不上号的字眼。有时对不上号，还有时完全相反。可要改嘴的时候，头脑又混乱得找不出词来，甚至自己最初想说什么都糊涂了。好像身体被分成两个，相互做追逐游戏似的。而且中间有根很粗很粗的大柱子，围着它左一圈右一圈追个没完。而恰如其分的字眼总是由另一个我所拥有，这个我绝对追赶不上。”直子仰脸盯着我的眼睛，“这个你明白？”
“或多或少，谁都会有那种感觉。”我说，“谁都想表现自己，而又不能表现得确切，以至焦躁不安。”
我这么一说，直子显得有些失望。
“可我和这个也不同的。”直子说，但再没解释什么。
“见面是一点也不碍事，”我说，“反正星期天我都显得百无聊赖，再说走走对身体也好。”
我们乘上手山线，直子在新宿转乘中央线。她在国分寺租了间小公寓。
“哦，我说话方式同以前不一样了？”临分手时直子问我。
“好像稍微有点不同。”我说，“不过哪点不同，我又说不清楚。老实说，记得那时候见面倒是不少，却没怎么说过话。”
“是啊。”她也承认，“这个星期六可以打电话给你？”
“可以，当然可以。我等着。”我说。
第一次同直子见面，是高中二年级的春天。她也是二年级，就读于教会背景的正统女校。正通倒是正统，但如果对学习太热心了，便会被人指脊梁骨说成“不本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