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门在皇城中设置一片常用考场，名为“贡院”。
二月初的朔望朝，李治便提出将科举招募的人数再次增加。
这已经形成常势，增加的人数也不多，群臣便没有阻止。
同时，李治再次调整了科举结构，原本是前两榜进士授官，最后一榜授吏，这次只有第一榜进士授官，后两榜授吏。
群臣此时也瞧出来，皇帝更倾向于让进士们从吏员做起，积累经验，将来再升品。
此时官吏的界限已经几乎不存在，所以其实影响并不大。
只是相当于把原来进士的起点，降低了些，更看重他们的实际工作能力。
比如那些善于高谈阔论，能够在科举中取得好名次的人，就无法再轻易获得高位。
那些老实本分，扎扎实实干实事的人，反而有可能后来居上，升迁至高品。
当然了，无论哪种情况，门荫入仕这条路，都受到严重挤压。
除科举之外，田制改革的议论也越来越广了。
官员们各抒己见，将自己的想法告诉皇帝，不少人甚至还提到税制改革。
这也正常，田制和税制挂钩，田制修改之后，税制自然也要更改。
眼下的租庸调制，原本就过于复杂，不少官员很早就瞧出弊端，只是人微言轻，不敢上奏。
此时借着这股大势，借势上奏，希望能获得皇帝认同。
李治的计划是一步步来，每一步都踏实了，再进行下一步，免得造成局面混乱。
眼下最重要的，依然是将田制改革推广到民间，让百姓们都能够接受。
税制改革不必着急。
随着官员们不断上奏，越来越多的改制方法呈到李治面前。
各种千奇百怪的法子都有。
每份奏章都非常详细周全，显然是官员们耗费大量心力想出来的，都具有一定的操作性。
不过李治最中意的还是户部尚书卢承庆与户部侍郎杜正伦的联名上奏。
二人是户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