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是“好以利禄驱众”。被时人誉为识时务之朝廷新秀的李鸿章，虽然出身儒生，但却在“西学”和“变局”的影响下，已经产生了疏离儒学的倾向。他注重“治国平天下”，开始漠视“以修身为本”；注重事功，漠视为人；张扬功利主义，否定儒家义利观。他曾直露地说，“天下熙熙攘攘，皆为利耳，我无利于人，谁肯助我？”功利既是李鸿章搏击宦海的动力，又是他驱策部众的工具。他遴选部众，“着重于经世致用。凡有谋略而干练，必受到赏识擢拨，文章道德，尚在其次。”李鸿章以功利为纽带，先是在他所控制的忠义救**水师，继而在相当的范围内，结成了一个庞大的群体。
李鸿章是清王朝的忠臣。他出身于崇尚宋学的官僚地主家庭，自幼受到严格的封建传统教育。在他的心目中，忠君观念根深蒂固，他鼓吹君臣之位不能僭越，疆吏不可“窥测朝廷之迹”。他不傻，他看出来了满清统治风雨飘摇，犹如“敝絮塞漏舟，朽木支广厦，稍一倾覆，遂不可支”，但他仍然要“勤勤恳恳服侍皇室，决不另有他途”。他与清廷是要互相依存，荣辱与共。他需要依靠清朝皇权来维护地主阶级的统治，清廷也将需要依靠他“安内攘外”，维护清王朝的稳定。他幻想着要凭借清廷爬上权力顶峰，而清廷到时候则将把他誉为华夏栋梁，“无鸿章，无清朝”，这就是他的毕生理想所在。
在与俄国人频繁的接触过程中，从盟友那一贯不可一世的气势上，再回顾起以往堂堂天朝上国的屡次颜面扫地，他痛感由于中国国运之积弱，难以令人在世界列强、甚至是盟友的面前挺直了腰板说话，他以为，“国权随国势为转移，非公法所能钳制。”他深知洋人是向来“论势不论理”的。有鉴于此，他感到，中外实力相距悬殊，列强之“军械强于我，技艺精于我”，满清即使侥幸打垮了太平军，也是无法和背后虎视眈眈的列强去争夺于疆场的。尤其是潜伏在身边儿的这头俄国熊。
因而，对于慈禧太后的引狼入室，他非但没有任何的责难，反而给予其理论上的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