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曲线救国”之外，他还以中国传统的合纵连横理论和刚刚接受了的西方均势思想相结合，把慈禧的政策奉承为“以夷制乱”，最终达到“以夷制夷”之上上策。一力赞成不惜在权益上对俄国盟友作出某种限度的让步，以实现振兴大清朝的凤愿。
他认为眼下是“数千年未有之变局”，遇到“数千年未有之强敌”，大清帝国“厝火积薪，可危实甚”，因而主张“识时务者当知所变计耳”，绝不应昏睡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不思振作。为此，他在任何一个角落都不遗余力地宣扬必须俄国人学习，向所有西人学习，要广为举办洋务新政，引进属于西方“物质文明”的军事装备、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借用西方资本主义甲胄以保护清朝封建主义的躯体，以求“自强”、“自立”。但是，与此同时，他却极力排斥西方的“政治文明”，即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
也正因为如此，李鸿章这次有机会能协同议政王奕忻创办洋务，不到两年的时间，官督商办的建成、在建和新创建的就有天津轮船招商局、天津电报总局、天津制造总局、津沽、京津铁路、直隶省磁州煤铁矿、山东峄县煤矿、开平矿务局、漠河金矿、热河四道沟铜矿、三山铅银矿、保定枪炮厂、天津机器织布局等军用民用企业。拿了满清工业发展史的不少个“第一”。
也正因为如此，他博得了议政王奕忻对他老黄牛一样实干家行为赏识的同时，更是博得了他的主子，帘子后面的慈禧的大加赞叹，真是“家贫出孝子”，“国难见忠臣”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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