扭。而且父辈这代人，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不可能以客观冷静的方式来审视哲学和世界，必然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话不投机半句多。
“杨伯伯，那个图案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提醒他不要跑题了。
杨慕云从写字台上的文件里翻出一个文件夹递给我。
我坐到沙发上，打开来看，里面夹着厚厚的一摞手写资料。笔迹很潦草，看样子写的非常仓促，行文的这个人思维很跳跃，很多笔画都飞了起来。
看了一会儿，我有点头晕，资料也有些凌乱，一时理不清思路。
我求助地看看杨慕云，杨慕云递给我一瓶矿泉水，他说：“在香港有一个很特别的图书馆，叫军事情报资料馆。里面搜集了关于近代、现代，在亚洲范围内所发生的战争方方面面的资料。那里也不是什么人都能进去的，我花了很多钱，委托一位有背景的朋友，让他代我进去查阅。那个地方，不但不允许往外借阅资料，而且不让带笔和一切摄像器具，只能用两只眼干看。我那位朋友天赋异禀，记忆力十分惊人，你现在看到的资料，就是他在那里查阅相关资料，出来后默写下来的。”
让他这么一说，我手里的文件夹顿时沉重起来，我重新审视起这些文件。
杨慕云继续道：“当时我委托他查阅有关二战日本关东军的文献和情报资料，凡是能查到的，不拘巨细。重点就是你看到的那个火轮一样的图案。”
“这方面资料很多吧？”我问。
“浩如烟海。除了官方的资料，还有各种报刊、回忆录、审讯资料、战争幸存者的访问见闻等等。各种线索汇聚，一件尘封的往事，逐渐现形。在二战期间，日本东京大本营曾经向关东军发去一份代号叫‘大红莲’的绝密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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