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商帮和山陕商帮对大明经济的影响力，那是有着悠远的历史的！
任何经济体系的形成，都不可能是一蹴而就！
但边地苦寒，人烟稀少，数量庞大的边防军每年耗粮以万千石计，需布数十万匹，自内地调运费时费力，民多怨言，政fu财政也不堪重负。明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采纳谋臣建议，实施“食盐开中”政，将实施千年之久的政fu食盐专卖制度开一面，允许民间商人向边关输送粮食换取食盐经销的许可证“盐引”，大约30斤粮食可换一份“盐引”，而且是当时质量最好、最能赚钱的淮盐引。”
朝廷“国退民进”，让利于民，“淮盐价贵，商多趋之”，边防军需难题一举解决，而坐享地利的陕西商人，得益最多，自此冒起。原来陕西八百里秦川，沃野千里，自古为中国粮食主产区。如明永乐年间（1403年~1424年陕西官仓存粮近1100万石（明代一石约为90多公斤，足够支付驻防官军俸粮三年，万历年间（1573年~1620年全国260个府中，按税粮多寡排名，西安府仅次于号称粮仓的松江府（今上海市一带，位列第四。如此看来，输粮换引的“食盐开中法”，等于是为陕西商人量身定做的倾斜政策了，一时间，关中产粮区的农民们掀起了进城经商、卖粮贩盐的热‘潮’。
相比之下，山西历来缺粮，山西商人要享受“食盐开中”政策。只有推着独轮车到山东买粮。再贩运边关。是为颇费周折的“买粮换引”，而徽州远离边塞，山高路远，徽州商人力参与其中。这也是明朝初年陕商比晋商、徽商起步较早的重要原因。
但陕西商人独享的“特区”政策，到明朝中叶为之一变。明弘治五年（1492年，主管财政和税务的户部尚书叶淇上任不久，就将输粮换引的“开中法”，改为以银换引的“折‘色’法”。也就是说，商人不必再千里迢迢送粮食到边关，而是直接拿出白银购买盐引，即能获得贩卖食盐的许可。叶淇是山阳人（今江苏淮安，此举显然打破了陕西及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