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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敬玄有些不悦地说道：“非是为殿下所议两渠，此等之议，臣等绝不会让它通过。”
对名声二字，有的大臣看得淡，比如许敬宗李义府之流，或者所看重的不是李敬玄想的那种名声，只想低调做人，如戴至德、阎立本，还有的大臣同样“急功好利”，比如韦弘机。但有的大臣“自爱羽翼”，比如李敬玄。
将朝廷的钱撒给百姓，会立即同意的，用之于民嘛。可国库只有那么多收入，因此，只好节流。比如裁减皇家用费，比如节约朝廷不需要的支出等等。这类官员大多数是清流官员居多，也是朝堂上的主流。可是让他们为朝廷“挣钱”，一个个会退避三舍，因为是“与民争利”。这种思想冲突，在北宋王安石变法时，最为激烈。但王安石也是不对的，他的种种作为，不是开源，只是转换财富，一开始从富人身上，将钱转移到国库里，后来连老百姓也不放过。守旧大臣又缺少了气度，全盘予以否决。因此成了党争。
这一点，李威再三注意的，夺其利，给其利，也就是双赢。当然，任何一项决议下来，总会有一部分人受益，一部分人的利益又受到损害。如开设蕃市与互市，一些有力量走私的商人与一些贪墨官吏，利益就会受到损害。只能说是照顾到大多数人的利益不会受到伤害。还有，对大户人家，大商人，大地主这类“社会精英”，尽量不动或者少动他们的奶酪。
此中个节，就是一个利，因此李威不解释也不提，而是问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孙稚否魏孝明帝免盐池税？”
这是一段有名的历史，北魏初对盐税是免税政策的，与唐朝差不多。民间没有得益，却让当地的豪强富户把持盐池，甚至为了哄抬盐价，刻意减少盐的产量。于是北魏调司盐都尉管理食盐，并且征税。然而盐商与富豪在朝堂中的力量很强大，以上古之制的名义，让此项策略再次罢除。然而前度弊复生，再设监盐官。反反复复，国伤民伤。到了大通元年，又有葛荣之乱，雍州刺史肖宝寅据州反叛，薛风贤起兵于正平，薛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