络、历史语境如儒家思想、革命记忆，往往需要经过文化转译才能被西方理解。
加上目前的地缘政治关系，西方对华语影片中的叙事内涵持警惕态度，容易被歪曲成意识形态的输出，这在路宽导演的《塘山》在北美上映时已经初现端倪。
影片中我军优秀的精神风貌和作战纪律让西方人高呼不可置信，甚至妖魔化为征兵广告。
奥斯卡最佳影片的华人缺席，本质上是百年全球电影工业殖民史的文化遗留问题。
打破困境的关键，不仅在于获得某个奖项的认可，更在于构建华语电影的文化主体性——
让华人故事以自身逻辑被理解，而非作为西方价值体系的“他者补充”，当《红楼梦》式的东方叙事能与《哈姆雷特》式的西方经典并置讨论时，奖项的突破或许只是水到渠成的结果。
2008年的戴锦华已是中国电影理论界与批评领域的旗帜性人物。
作为燕大教授、博士生导师，她以文化研究学派的批判视角，构建了一套融合西方左翼理论如法兰克福学派、后殖民主义，与中国本土经验相结合的电影分析体系。
相比于老旧陈腐的朱大珂等人，无异于一股清流了。
除了国内电影专业影评人和媒体的声援、解读，情绪化的粉丝们却不管这一套，在社交媒体上疯狂地发泄着怨念和不甘。
“柏林影后输给《玫瑰人生》的玛丽昂·歌迪亚？奥斯卡评委的眼睛是被好莱坞歌舞片的浮华闪瞎了吗？”
“20岁演活张纯如，台词、眼神、爆发力全在线，结果输给一个‘唱跳演’三件套？奥斯卡以后改名叫‘歌舞奖’算了！”
“科恩兄弟拿奖时主动拥抱洗衣机，刘易斯带头起立鼓掌，好莱坞左派用脚投票了！某些评委的偏见，挡不住电影本身的伟大！”
这种场合怎么能少的了朱大珂？
他像只蛆虫爬出下水道来聒噪，对路宽展开攻击。
核心就是青年导演跪舔不成，转而回头打同情牌。